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分析论文(精选多篇)

文章标题：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分析论文

摘要：知识产权体制的适宜性对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形成和成功有重大影响，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的动力，它作用于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必须重视新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权衡问题，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规制同时可能会阻碍知识的传播。

关键词：知识

产权制度；国家创新体系；技术

（一）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革[1]。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成为保持和提高国家长期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世界各国都把自主创新作为主要方向来考虑，但各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和水平，因此各国纷纷寻求适合本国自身的创新道路。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发布了改善其创新绩效的国家技术创新战略，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美国提出了在科技前沿全面领先的战略，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国、知识产权立国的战略，韩国提出了以科技为基础的发展战略，这些国家的技术创新水平发展十分迅速。考察这些国家技术创新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国家技术创新体系是创新成功背后的强大的驱动力。于是，国家创新体系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论被提出，首次提出这一理论的是英国著名学者freeman。他在1987年研究日本时发现，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只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使得国家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工业化大国。这说明，制度因素在推动技术创新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技术领先国家，从英国，到德国、美国，再到日本，这种追赶、跨越，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且还有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的作用，从而是一种国家创新体系演变的结果。

（二）国家创新体系的范围引申

国家创新体系迄今都难以得到准确的定义，它是一个国家复杂的制度和政策激励体系的统称[2]。有关这个体系的研究，不同的学者运用了多种不同方法，而每种方法的重点不同，并且都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已经解决，但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它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运用了完全相同的方法论假设“国家体系的分析水平不能完全还原到每个要素”，换句话说，即整体不等于部分的简单加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开开展了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1996年，该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可以定义为：公共和私营部门中的组织结构网络，这些部门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知识、技术扩散能力，并影响着国家的创新业绩。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和研究是技术创新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对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关系认识深化的结果。国际上，国家创新体系较通用的定义是：国家创新体系是指由一个国家的公共和私有部门组成的组织和制度网络，其活动是为了创造、扩散和使用新的知识和技术。其中政府机构、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是这一系统中最重要的要素。国家创新体系中包含着各种相互作用的要素，就是具有经济效用的新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应用，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力。之所以强调国家体系，而不是区域或国际体系，是由于公共政策的设计和执行仍然是一国政府部门的功能。国家创新体系的利益反映了一个信念：国内公司的创新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政策。其次，任何政策的成功实施，都取决于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所以，当一个国家的国际责任同国内优先权利以及当地环境相冲突时，给政府带来了挑战。

所以创新体系、生产体系以及制度背景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国家现象，它们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所以，分析知识产权对任何一个行业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影响时，都不能够脱离该体系的实施背景。在国家创新体系下，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中介机构，为了寻求一系列共同的社会和经济目标而建设性地相互作用，并将创新作为改革和发展的关键动力。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功能是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协调国家的创新活动。具体而言，国家创新体系具有国家创新资源（包括人力、财力、信息资源等）的配置功能、国家创新制度与政策体系构建功能、国家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功能和部分创新活动的执行功能。国家创新体系有系统性、网络性、制度创新性、组织学习性等几个基本特性。必须意识到，国家创新体系并不是有意构建起来的，它的组成要素也不是以一成不变的形式发挥效用。毫无疑问，如果这种国家体系想要保持并不断吸收国内外的创新活动，必然需要将一致性和稳定性保持在最低水平上。尤其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科技的发展使知识经济在国民经济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全球化以及企业间国际竞争的升级，发展中国家单纯依靠利用本国低成本的劳动力制造侵权、仿制产品的可能性大大缩小。因此，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有利于本国企业创新和获得专利

的知识产权制度，改变在国际竞争中的被动局面，以期获取经济增长的长期收益。

（三）知识产权制度在国家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促进作用

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越来越表现为对智力资源和成果的培育、配置、调控能力，表现为对掌握和运用知识产权的能力[3]。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知识产权制度是激励创新的动力，作用于技术创新的全过程。知识

产权制度促进了技术创新成果的产权化、资本化和产业化，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进而推动经济发展。

创新成果本身不具有物质形态，不能像普通财产那样受到法律保护。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对智力成果的有效产权安排。它是在对公有知识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其创新点与公有知识往往交融在一起，产权边界不易判断；同时，它具有转移和扩散容易，不易识别，难以控制，以及复制成本很低的特点。因此，创新成果需要通过知识产权制度来加以界定和保护。知识产权制度依法对创新成果进行科学审查、产权界定，明确产权的范围和归属，实现创新成果产权化，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提供了制度保障。在现有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中，对于技术创新成果，除了著作权从作品完成之日起自动成立之外，其它的专利权、商标权等都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和审批程序才能生效。技术创新活动是一种复杂的、高风险的智力劳动。技术创新成果可以非常容易地共享、易于扩散和传播，具有公共物品的某些属性。因此技术创新成果具有外部性，即他人可以不付代价地享有利益而权利人却不能得到回报。如果这种外部性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人们就可以任意地、无偿地利用他人的创新成果，创新成果的权利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其继续进行创新的积极性就会受到严重的挫伤，社会整体创新活动就会受到抑制，从而阻碍了科技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制度就是一种推动技术创新的利益激励机制。创新成果的产权化使创新成果的权利人有了独立的利益，可以在一定的期限内享有排他独占权，从而使权利人与创新成果的产权发生最直接的经济利益的联系，同时使得创新成果的外部性减弱，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变小，可以独占一方市场，获得超额利润，最大限度地 ……此处隐藏12805个字……传统知识的制度保护以及大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的制度保护均已在我国多个领域发展完善。对小传统知识，由于其所具有的民众品格，在我国既有的文化中，存在着财

产权利个体归属指向的先天困难或者这种指向易被人们忽略。因此这部分知识，尽管其价值性得到社会的认同，但因其财产所有权主体不明确、知识价值性难以量化等诸多原因，以及长期以来在生活中被人们普遍使用的社会现状，因此被漠视为自然的和共有的。这类知识的形成和创新最后融入社会常识和社会习俗，往往处于自然传播和无偿使用的习惯之中。对小传统知识认识的欠缺直接导致了其制度保护两个层面的欠缺，即对小传统知识的制度保护和对小传统知识知识创新的制度保护。本文笔者的思路是思考知识创新的保护应当同时思索两种知识体系的保护，即已形成制度化的知识的创新保护和具有民间品格的非制度化

的知识的创新保护。

事实上，小传统知识恰恰是最活跃和最能体现我国民众文化特色的知识。作为小传统知识的组成部分之一，201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它把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纳入到文化的视野中并提出了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强调：一向不被视为知识的口头传统，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以及用于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均应列为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注：“编者按”，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4月27日。）这种概念对于推动将小传统知识，即具有民众品格知识的创新和知识成果纳入到知识产权制度体系中，实现两个知识传统和知识结构的保护一体化和保护标准整合，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具有小传统知识创新能力的我国民众极具激励作用。对小传统知识的肯定和鼓励，也是对知识概念的创新，对知识创新的认知把小传统的知识创新纳入视阈，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制

度体系构建方面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三、小传统知识创新带来的知识产权保护思考

首先，小传统知识创新在当代社会经济条件下的意义。因为从知识产权法的本质上说，只有智力成果体现了财产所有关系和财产流转关系，存在发生经济关系的可能，才有在知识

产权制度框架内对其讨论的必要。

在我国以往的知识环境中，生产的方式和制度的设定决定了我国两个系统的知识所产生的价值转换是有限的，消极承认和消极保护私权导致不易确立由知识带来的权利，并阻碍了由权利带来的经济上的巨量升值。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尽管很丰富，人们只认为其是生活的点缀或对生活的一点点改进，同时由于这些改进所附属载体的传播，知识创新极易被利用，因而民间不存在对于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引发的价值思考。对于大传统知识，我国传统的上层社会由于和生产的相对脱离因而形成了重道德轻技艺的价值观念，如君子言义不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直接与物质利益相联系的知识创新不仅没有得到承认，反而被认为是“奇技淫巧”而被排斥。在早期的社会主流意识之下，大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不仅更多地关注于文史哲等形而上的层面，较少产生与直接生产相关的知识。建国后，小传统知识情况依旧，在远离法学家视野的角落里自生自灭。对大传统知识的认知则不断地发生改变，所欠缺的是社会对大传统知识知识创新主体的经济利益思考，往往以精神鼓励作为替代。无论哪种情况，两类知识的知识创新在共享和无偿传播过程中并不涉及过多利益，客观地说，在传播能量有限的忽略私权的社会中，两类知识在创新上的传播无形提高了全民族的生产技

能，有利于社会生产知识和生活知识的普及与提高。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当制度没有被构建，在没有形成鼓励并保护知识创新的制度创新的社会条件下，人们会忽视知识创新的财产

价值，特别是忽视小传统知识的财产价值。

自上世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私权保护的制度创新为知识转化为直接的物质利益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简单的财富积累在知识创新后变成了呈几何级数的跳跃式发展。知识创新作为生产发展的原动力正式进入了社会大众的视野。一项小传统知识的开发，比如传统工艺的开发会带动出口，创造数倍的经济效益。而一项传统工艺成为专利也会给工艺持有人带来滚滚财富。同样，一个口头流传的民间笑话经过加工之后成为小品制成光碟，改成动画，形成了文化产业，同时创造了无可估量的财富。在这样的环境下，相对于发展成熟的大传统知识，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被提高到保护中华

民族民族知识财富的高度，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法理意义得以成立。

其次，当下对于小传统知识认识的转变。我国于2014年由文化部正式提出保护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程，这本身就是一个知识观念上的创新。事实上，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是小传统知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列入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仅仅是一个起步。并且，这一政策的着眼点在于“遗产”，即已经完成的知识创新。严格地说，这种保护仅仅是针对以往知识的创新而不是对当下和未来小传统知识的确认和创新保护。这种从国家立场出发的政府行为，在现实的市场经济的生存环境下并没有体现该知识的自身价值和财产意义，因而严格意义上说，上述启动的工程只是文化意义的保护而不是知识产权制度意义上的保护。因此，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的动态完成过程这一立场来说，本文着重强调的是对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以及最终形成保护小传统知识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创新。如前所述，一方面小传统知识由于其知识创造的方式不易形成飞跃，另一方面，实现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完成之后在技术创新层面上容易实现。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制度加以保护，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极易在短期内为公众知晓，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常识，不能直接为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人带来经济利益。我国当前的知识产权制度并未对小传统知识创新形成共识，小传统知识在知识创新时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门类存在争议，甚至小传统知识应否得到知识产权制度的支持仍在学术探讨之中，这些都不利于小传统知识的知识创新，也对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提出挑战，更是造成我国小传统知识财富大量流失

的根本原因。

总之，关于知识创新流程的认知和两个系统的知识创新问题，是一个令人思索的话题，在论述创新和知识产权的关系时，这个话题应当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某些方面来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正因为如此，本文的思考显然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完善，如果说，提出问题的本身具有意义，那么本文的意义也许仅限于此，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和理论的完善将是未来研究的目标。在此，谨以此文欢迎知识产权界的同仁不吝给予

支持、诘难和辩驳，使之丰富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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